1963年10月，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林艾娜·法拉奇的提问。在谈到与周恩来的关系时，他告诉外国记者：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这段话，寥寥数语，却深刻映照了邓小平与周恩来这两个伟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他们肝胆相照，生死与共，风风雨雨中并肩战斗，为理想、为信念、为党和国家事业奉献出了毕生所有。
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发端于一段共同打过地铺的日子。
1920年，两位少年先后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春，周恩来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
在他及其他进步学生的努力下，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旅欧共青团”），周恩来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办公地点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座小旅馆内。
《赤光》杂志
这座小旅馆后来也是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的编辑部）。1974年邓小平率团去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顺利结束后回国途中在巴黎转机时，邓小平特地去探访了这座小旅馆。就是在这里，邓小平加入了旅欧共青团，在这里结识了兄长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加入旅欧共青团后，邓小平担任了宣传干事，主要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蜡板和油印，而《赤光》的编辑便是周恩来。
1924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据邓小平后来回忆，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这座小旅馆的生活不算好，他和周恩来常常工作到深夜，然后便在小房间里打地铺，吃的也只有白水和面包。
有大半年时间，他和周恩来在这里同吃同住，彼此还形成了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爱看足球，都喜欢吃法国的牛角面包。友谊的小船从此在激荡的革命浪涛中坚挺地前行。
1928年，24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
中央各部分、各单位的人经常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各种问题主要都是由周恩来处理，邓小平协助。黄玠然后来回忆说：“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们两人是不可分的，处理工作是互相配合。”
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笼罩在这群共产党人的头上，地下工作非常危险。但这两个青年无所畏惧，彼此扶持，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勇敢地战斗在这片灰霾的天空下。
有段时间，邓小平、张锡瑗和周恩来、邓颖超同住在公共租界小沙渡路遵义里的一栋房子里，周恩来夫妇住楼上，邓小平夫妇住楼下。邓颖超后来还回忆说，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虽然这时的地下工作常常让他们行走在生死边缘，但他们依旧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1945年8月18日，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将一张自己与夫人邓颖超的合影送给了好友邓小平，照片背后是他亲手写下的：送给小平、卓琳同志留念——周恩来、邓颖超，1945年8月18日，延安。
邓小平与卓琳十分珍视这张照片。据他们女儿邓榕后来回忆，邓小平将这张照片放在书房书桌的抽屉里，与自己的履历表和副总理的任命状放在一起。邓小平逝世后，卓琳便把照片拿进了自己的卧室，悉心珍藏。
战争年代，邓小平和周恩来在各自的战线上历经生死，一张照片送与好友，是彼此相聚时难能可贵的温情礼物。
照片送出的7年后，邓小平接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一直到“文革”以前，都是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两人志同道合，依旧保持着之前工作上的默契，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南昌劳动，随行的还有其夫人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临行前，自身处境也十分艰难的周恩来还是极尽所能地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打去电话，请他们妥善安置邓小平及家属，细致入微到连收房费不要太高、具体的住宿地点和楼房都做出了安排。
1972年1月6日，共和国元帅陈毅在北京逝世。追悼会召开前，毛泽东临时决定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他的问题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
这一信号被周恩来敏锐地捕捉，他开始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努力做舆论方面的工作，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邓小平本身也借助书信向毛泽东作自我检讨，并表示自己愿意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毛泽东在邓小平的这封信上作出批示，对邓小平的问题有松动的迹象。
周恩来看到批示后，积极展开工作，以中央的名义解除了对邓小平的劳动监督，允许他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这意味着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出现了转折。
1973年初，周恩来的膀胱癌复发，但他带病工作，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的复出问题，直到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敲定和复职确定之后，周恩来才请假去治疗。
他说过：“我一定要等到小平同志回来再住院。”1973年2月邓小平回京后，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看望邓小平和卓琳。这时邓小平才知道老友周恩来在1972年5月被诊断患上了膀胱癌。听后邓小平心情十分沉重。
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复出让周恩来了却一桩心事，肩上的担子可以松一松了。邓小平也不负所望，复出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整顿，给困难中前进的共和国带来了新的生机。
1973年4月12日，在周恩来的竭力安排下，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的宴会上。这是邓小平被冠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后的第一次公开场合亮相，意义重大，影响非凡。
1974年4月，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
1974年4月，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负责安排邓小平的行程，他顾不上自己病重，精心安排航线、航班、欢送仪式和迎接仪式，积极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这样鞠躬尽瘁，不仅是为了保证好友的安全，还是为了国家的形象，为了中国人民的未来。
1974年6月，周恩来身体状况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这之后，邓小平开始全面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主管外交。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属意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接替周恩来的工作。邓小平也开始为来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报告
这次大会，周恩来作为总理要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报告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邓小平的肩上。考虑到周恩来极度虚弱的身体，邓小平提议并报毛泽东同意，确定了报告篇幅缩减为三五千字。
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
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这个时期，邓小平工作压力大，但他依旧会抽出空来，陪着邓颖超一起同周恩来的主治医师定期开会，商讨治疗方案，半夜被紧急叫至医院的情况屡屡发生。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再次面临着一次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和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邓颖超都守候在医院。
被推进手术室前，周恩来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立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他的手，用尽力气大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将一切信任和嘱托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而且再次明确表达了对好友的坚定支持。后来，邓小平回忆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手术中，主治大夫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已无法救治。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病榻上永远地睡去。邓小平满含悲痛在追悼会上为总理致了悼词，一生中很少流泪的他在宣读中几度哽咽。
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亲自安排了将周恩来的骨灰撒放到祖国的江河土地上。而他后来也留下遗嘱，百年以后将自己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广阔大海。
一生知己，有着共同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的他们，最终都在祖国的怀抱里得以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