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烈的先秦（7）

带着万般的不舍，吴起最终离开了魏国，又一次开始思索前程。

这一次又去哪好呢？战国七雄，魏韩赵秦齐燕楚，韩赵是魏国的盟国，他们即使再重视吴起的才能，也不敢用他；秦齐都和吴起交过手，不少人死在吴起的手下，当然也不能去；燕国则当时还未发迹，地远国弱，吴起看不上；数来数去，只剩下一个楚国。

那就去楚国好了，楚雄踞江南，地大物博，是个航空母舰级的超级大公司，去那里打工好似也不错。

楚国是个超级大国，然而也是个积弱之国。自从一百多年前伍子胥率吴军破郢后，楚一蹶不振，虽然楚昭、惠王在任期间励精图治，恢复了一些元气，然而到了楚简、声王两代，又变的腐化堕落起来。一个巨人一旦生起病来，更加可怕，久病疲弱的体力负荷着庞大的身躯，爬起来都困难，遑论跟别国赛跑。

到了吴起所处的时代，楚国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公元前402年，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一个国王为“盗”所杀，这在楚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例，显然是一起严重事件。然而由于史料缺乏，楚声王为何被“盗”杀死，无从获知，但既为“盗”杀，证明其时楚国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只得挺而走险，起来当“盗”，犯上作乱。

接手过这个混乱不堪的烂摊子的楚国新任老板，是楚声王的儿子楚悼王熊疑，战国时代楚国最伟大的君主。

但他即位的前十几年，楚国的命运却是最惨的。

楚悼王二年（前400年），三晋伐楚，至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乃还。是年，又连败楚军于大梁、榆关；其后魏又夺楚襄陵（今河南睢县）。这一带春秋时原属郑、宋二国，是当时晋、楚争夺的焦点，特别是大梁，地处黄淮平原中心，是中原最富庶之地。可如今这些地盘全都归了魏国，这意味着楚国已基本失去了与三晋争雄的实力。在此种情况之下，楚悼王只能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和三晋讲和，才赢得了一段喘息的时间。

楚悼王六年（前395年），楚国在与三晋争夺郑国的战争中再次惨败，楚军这边的统帅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等三大“执圭之君”（注1）与右尹昭之竢先后阵亡（《清华简·系年》），楚军死伤无数。

但是，楚悼王并不服输，他的性格与能力，与后来开创大秦霸业的秦孝公有些像，都对国家的沉珂积弊痛心疾首，都有一颗为了国家前途与传统开战的决心，可惜楚悼王的运气远没有秦孝公好，秦孝公在23岁就碰到了年轻的法家奇才商鞅，楚悼王却直到执政末期才等来了可以帮他主持变法的吴起，此时，这对君臣都已经很老了。

更糟的是，相比新兴的魏国，楚国也太老了。而我们都知道，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的包袱，而像楚国这样死气沉沉的旧王国要进行变法是最难的，因为它有太多的包袱，太多的陈见，太多的老顽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楚国是一个拥有浓厚鬼神思想的国家，所以比中原各国更推崇祖宗家法，保守复古而难以变通；这也就是楚悼王即位以来虽然一直想效仿魏国变法，却无人支持的原因。

好在这时，吴起终于来了。这位西河战神的大名，在战国初年的天空，可以称得上是如雷贯耳，这样的大贤，魏武侯居然不要，楚悼王真是得谢谢他一家人。

于是悼王先任吴起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宛地是楚对付三晋的前沿阵地，更是一片由唐河、白河冲积而成的冲击平原，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农业发达，其军事重要性不下于魏之西河，其经济重要性不下于魏之邺城，可以是楚悼王的命根子。

吴起在宛担任太守一年，属于下放锻炼性质，先实习一下，摸清楚国的现状，为接下来的变法作准备。

一年之后，楚悼王擢升吴起为今尹，正式主持变法。

吴起在魏西河辛辛苦苦二十八年没有升官，他在楚国一年，就坐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尹高位，这几乎让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事实上，在楚国八百年的漫长历史中，基本上所有的高层官员都是楚国亲贵出身，只有吴起一人是出身平民士族，而楚悼王却一举打破了这陈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由此，更显见悼王用人不拘一格，强上魏武侯不知百倍。

这就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楚悼王对吴起的信任是空前的，他让吴起放手去干，不要顾任何人的面子。

然而要掌舵这个庞大古老、内部已腐烂不堪的超级航空母舰，还要将它从烂泥坑中拔出，调整正确的航向，驶向成功的彼岸，可并非一件易事。吴起手中的筹码，只有楚悼王的信任，除此之外，全是敌人，就连楚国贵族中颇有贤名的大臣屈宜臼都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不仅当面骂吴起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还骂楚悼王数逆天道，迟早招祸！一个贤臣，都如此极端的仇视变法，甚至不惜诅咒国君与当政大臣，可见楚国保守势力之强大。吴起若坚持实施变法，恐怕就不是被赶走那么简单了，随时有送命的危险，然而吴起并没有一丁点儿退缩，而是勇敢的逆风而上，大刀阔斧，斩断一切退路，一往无前！

因为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全身上下，从头脑、肌肉到骨骼，都是为政治、军事斗争而生。吴起这个人，真是一个天大的怪胎，一个充满了叛逆和革命色彩而永远不能为世人所认同的大怪胎。他宁愿轰轰烈烈的死，而不愿稍作一丁点儿妥协。

因此，吴起对楚国的变法，是一场扎扎实实彻彻底底空前绝后的大变革，魏国的李悝变法，跟它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温柔的小姑娘。这种变法与其说是变法，不如说是革命。

他要革的，就是楚国那些大贵族的命。楚国弱后的症结所在，就在于楚国传统的“封君制”。封君制的特点，是封君世袭罔替，对封地有全面统治权。作为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国家（注2），楚在春秋前期中央集权程度一度领先于各国，然而，自从春秋末年楚昭王打败入侵吴军艰难复国之后，为了收拾人心，也为了团结王室成员，楚让度了大量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给景、昭二族（注3）。到了战国时代，楚国更是大行封君制。据张宏杰统计，战国七雄中，实行封君制最早，封君最多和封地最广的就是楚国，现在已知的楚国封君就有六十多位。这些封君占据了楚国最丰腴的土地，在封地为所欲为，大肆榨取民脂民膏，从而形成了一个腐败而庞大的利益集团，其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大大败坏了楚国的政治与民生（注4）。当然，也正由于楚国封君众多，力量分散，而楚王又掌握着大量直属中央的大县，所以楚国没有重蹈晋国分裂的覆辙。

可也正因为如此，楚国自上而下改革封君制的意愿一向不大，结果让这些封君越吃越肥，越吃越贪，如同一群疯狂的白蚁，步步蚕食楚国的肌体，使其日益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楚国的国土虽是天下最大，但国家的聚合力与百姓的向心力却也是天下最差的。

这大概就是一切古老大国因岁月而积累起来的通病、沉疴。在楚国这个失却了光明的牢笼中，黑暗往往以太阳的名义，公开地掠夺；而人民，往往在这种令人窒息的黑暗中，默默地偷生，默默地死去，永无出头之日。

吴起要做的，就是举起变法这把锋利屠刀，朝这些该死的蛀虫们一刀砍下去，撕开这个黑暗王国腐烂的沉重外衣，为它迎来一股自由的新鲜空气。

所以，对于大批的政治垃圾——只会吃饭拉屎享乐就是不会做事的庸官，以及尸居余气的花花公子型旧贵族——吴起削他们的爵禄，免他们的职务，将他们统统逐出政府；对于那些有才干有功劳的人员，吴起提高他们的爵禄，提升他们的官职；而把节省下来的政府经费全部用到楚国的常备军“练选之士”上。养兵，可比养蛀虫划算。

当然，与李悝一样，吴起暂时也无法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毕竟他不是秦始皇，但他仍然想了一个狠招，规定，国君的远房亲族，爵禄直接废除；而现有贵族的封地和爵位，有效期也只有三代，三代之后，土地收归国有，爵位也不算数，一切成空，好好立功，从头再来。

我猜，我们常讲的“富不过三代”这个俗语，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这些招看起来已经够狠了吧，然而吴起还不罢休，他要接着整，整死他们。

吴起与楚悼王商量：楚有所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如今君王把本来就很少的人民集中在有限的江汉平原上，而让南方大片的土地没人管，这是不对的。不如将贵族换封到南疆欠开发地区，以实广虚之地。

好一个狠招，好一条妙计，如此一来，吴起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削弱并打散了保守派贵族的势力；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对荒蛮边境地区的开发；而旧贵族迁走后，留下的土地既可以赏赐有功将士，也可以分给自耕农耕种，增加国家税收；另外，楚国东南方向的越国是三晋的盟友，时不时在楚国后方捣点乱，吴起迁贵族去楚越交界的湖南江西等地，也可对越国施加压力，这样楚国就可以全心全意对付北方最大威胁魏国了。可谓一石四鸟。

面对吴起的提议，悼王表示了最大程度的支持，他在朝堂上宣布：“令尹之行，乃用王命，有不服者，杀无赦！”

吴起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他一声令下，所有蛀虫们统统跑去开发大南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免留在首都不干事光捣乱。考古发掘也发现，正是在楚悼王时期，楚国明显加快了对新征服地区的开发与经营。特别是湖南湘江流域的经济，在楚悼王时代出现了异常迅猛的增长。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楚墓，这些楚墓大部分是战国中后期的。比如，在梅山北部地区发现的战国早期墓有40多座，而到了楚悼王之后却猛增至200多座，墓葬数量的猛增，说明这个时期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注5）。吴起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南部地区大开发，做出了奠基性的伟大贡献。

可吴起这样一搞，可苦了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封君大老爷们了，一夜之间，他们就被发配边疆，开拓蛮荒，花花世界，再与他们无关。

他们恨哪，这个不奔母丧杀妻求将冷血无情的卫国佬，这个满脸高傲不知通融不识时务的老顽固，这个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朋友的大变态，我咒你出门被车撞死，吃饭被饭噎死，喝汤被汤呛死，洗澡被水淹死，走路掉进坑里摔死，所有亲人不得好死——！！

看来，这次同吴起在鲁国魏国的情况不同，吴起的变法已经触动到了楚国旧贵族的根本利益了，他们心心念念，可不只是要赶走吴起而已，他们要的是吴起的命，他们要吴起死无葬身之地！

有人要说了，哎呀，吴起太不知变通了，他不会慢点来吗，何必要得罪那么多权贵，自寻死路呢？楚国的问题不是一日两日，何必操之过急？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是循序渐进，让老百姓慢慢尝到了变法的甜头，有了大量支持者，所以才能大获成功的。

我只能说，你这是不了解情况。吴起不是不会变通，而是实在没时间了，吴起到楚国时，已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了，支持他的楚悼王身体也不是很好，时不我待啊！

又有人说了，吴起还是傻。既然明知不可为，为何还要为之？既然明知楚国的旧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快刀斩乱麻怕伤及筋骨，文火慢慢炖又怕时不我待，为何不急流勇退，学孙武子那样归隐山林？在中国历史上像吴起这样通晓儒、兵、法、史四大学说的全才、奇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他肯抛开一切静下心来继续钻研他的学问，或许会成为超越先秦各派的最牛思想家也说不定。再说纵观古今，一个人只要能将“立德”、“立功”、“立言”其中一项做到极致就能名垂青史，吴起的“立德”已是失败中的失败，“立功”亦是屡屡受挫，如此就该一门心思将“立言”一项做到最好最成功，这才是达人所为嘛！把眼光放远一点！

另外，孔圣人不也教导我们吗？“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楚国的政坛暗无天日，就算换作夫子，也是绝不会来的，你吴起何德何能，竟敢自不量力的去趟那滩浑水？

我要说，中国就是被这样的想法给弄坏了。中国从来就是说话的人多，做事的人少；叽叽喳喳的人多，真行实干的人少；随波逐流的人多，敢挽狂澜的人少！是，“坐而论道”的确很重要，但殊不知论完道后最关键的还是要去实践。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说了半天头头是道，不挪步子最后不还是停滞不前？当历史的重任迎面而来，你退我退他也退，大家都明哲保身，那社会如何发展进步？

总之，人一定要有点舍我其谁的精神！别忘了，孔圣人还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做人，就要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不能因为道黑，就不走了，走错了不要紧，至少证明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后来人可以以此为鉴去找新的路子。更不要看到一条好路，却互相推搡着说：“你去吧，你去吧！”等到别人真去了，成功了，他就在那儿得意洋洋的说：“对吧，我说走这条路没错吧，我可真是个天才！”可是别人真去了，失败了，他却又在那儿幸灾乐祸的说：“唉，我叫他明早再去，他非要趁夜摸黑走，瞧，掉坑里了吧，活该！什么？那我去，我可不去，我是指引人类方向的领航员，我是舵手我是阳光我是唯一的神话，没有我这世界可怎么办哟！”

很多人想他死，这一点吴起也明白，然而他不在乎，一点儿也不在乎。作为一个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他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他只希望他和楚悼王能多活几年，尽量将变法成果稳固下来，之后，他的名誉甚或小命都将不值一提，骂就骂吧，死就死吧，就算当世无人理解无人同情，千百年后总有知音。

于是吴起继续以疾进不息的姿态向理想中的终极目标奔进。在军事上，他注意耕战并重，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给养，加强训练。在建设上，他改革筑城方式，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提高筑城工程质量。在政治上，他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廓清吏治，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外交上，他杜绝一切纵横游说之士，坚定地实施远交近攻政策，即联合齐秦，死命的揍对自己最具威胁的三晋——多么类似后来秦国统一天下所走的那条路！

如果说孔子因看到天下失序，所以开出了“仁爱”的救世药方；而墨子因看到天下攻战，从而开出了“兼爱”的救世药方；那么吴起则是看到天下不公，因而开出了“廉平”的救世药方。他当将军，就与士兵同衣食，共甘苦，并想尽办法提高士兵的待遇；他当令尹，就剥夺贵族特权，迫使他们自食其力，让利于民。两千多年前的吴起，就把平等、公平与廉洁，作为了他治军治国的理念。这在那样的时代绝对是个异类，就算同在法家之中也是个异类。比如商鞅变法也很激进，但他与吴起的方法与初心完全不同，商鞅所做的一切，只为将秦国打造成天下动员力最强的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民众在他面前，只是蝼蚁，只是螺丝钉（注6）；而吴起所做的一切，则是通过“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而将旧贵族的利益让渡给民众，让民众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世道，也可以找到一点理想与尊严。

为蝼蚁发声，与蝼蚁共苦，多傻的人哪。你可知道，蝼蚁再感激你，也没办法为你在史书上留下一句好话呀！两千年过去了，大多数人仍然只知道那个母丧不奔、杀妻求将与刻暴少恩的吴起，而很少会去在意那竹简上淡淡的墨迹之中，曾隐藏着一个最孤独的灵魂与最滚烫的热血。

注1：“执圭”乃楚国封君中最高爵位。该爵位之名源于西周与战国时期。当时，按照周礼，诸侯之间朝聘的时候，需要执玉。公、侯、伯等级的人物执圭，子、男等级者执璧。楚国早已称王，其所封之高级封君自然是公侯级别，可以执圭。

注2：《左传》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楚武王（前741年-前690年在位）的时候，曾经将所灭的权国（今湖北当阳）设县，让斗缗担任县尹年来治理此地，鲁庄公十八年（前676），斗缗叛楚，楚派军将围而杀之，然后让斗缗担任县尹年来治理权县。此为楚国设县之始，亦东周设县最早的记载。

注3：楚昭王的父亲楚平王的完整谥号为“楚景平王”，故楚平王之后被称为“景”氏（即子西、子期、王孙由于、王孙圉、王孙贾等人的后人），而楚昭王之后则被称为“昭氏”。

注4：参阅张宏杰：《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2023年，天地出版社，253页，277-278页。

注5：参阅张宏杰：《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2023年，天地出版社，285页。

注6：商鞅的核心目的，是要“强国贫民”，使人民“家无积粟”，而只能为国效死；故其不但从不与民众共甘苦，甚至从来没想过与民众交流，就连夸他的民众，都被他以“乱法”之罪发配边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