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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振鑫（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去年4月，我们在国内第一次提出“李克强经济学”的中文概念，指出新政府的宏观管理思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强化市场、放松管制和改善供给，将取代需求管理成为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大规模刺激不可能重演。
过去一年里，我们的判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质疑，有时是财政部长的一次口误，有时是经济数据的一次恶化，更多时候只是一阵禁不起推敲的传言。尤其是2014年以来，压力再一次如潮水般袭来，经济失速下滑、房市遥遥欲坠、央行定向降准……每一次都会有人问：真的不会搞大刺激吗？我们的答案一如既往：不会。
判断虽易，坚持不易。虽然身在市场，但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总理所说的“顶住压力”，这种压力的背后隐藏的是现实的残酷、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惶恐。通常在我们回答不会刺激之后，大家总会问：那怎么办？要放任崩盘吗？我们尝试过各种回答，但效果一直不尽人意。
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了这句话：“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习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的这句话清晰的表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迎来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新常态”，我们称之为“习近平常态”（Pinormal）。这种新常态既阐释了李克强经济学的逻辑和背景，又涵盖了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思路，从这种新常态出发，我们可以找到当前很多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不搞大规模刺激？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已成为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内外红利都在逐步消退，减速是必然而又自然的趋势。
从供给端来看，内部的人口红利正在被老龄化取代。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这不仅会拉低储蓄率，推高劳动力成本，导致潜在增速下行。
从需求端来看，一方面人口红利的衰退将导致房地产进入瓶颈期，传统的房地产增长引擎将因此失速。另一方面全球化红利将被全球再平衡取代，外需和外资也将加速退潮，使经济增长的外部引擎也因此失速。
回顾历史，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的减速换挡也是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这样的小国，剩余10个经济体都从第三个十年开始减速，第四个十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台湾，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国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能维持在7%以上已属不易，未来减速是必然也是自然趋势。也就是说，当前的经济减速并非由于外生冲击造成的异常下滑，而是一种内生结构因素导致的自然换挡。
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这正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三期叠加”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之下，未来中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转型：一是经济结构转型；二是宏观政策转型。前者催生了“结构调整阵痛期”，后者催生了“前期政策消化期”。
从经济结构来讲，必须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从结构失衡（imbalance）到优化再平衡（rebalance）的蜕变。
一是产业结构再平衡。必须加快治理工业产能过剩，同时着力扩大服务业供给，打破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等限制国民福利改善的镣铐。
二是质量结构再平衡。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三是区域结构再平衡。通过顶层设计“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打造以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弓”、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为“箭”的一弓双箭格局。
四是金融结构再平衡。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推动结构转型。金融机构方面，简政放权，牌照放开，业务交叉。金融市场 方面，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
从宏观政策来讲，也必须改变传统思路，以适应经济增速换挡的背景以及结构调整的需要。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
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张的干预政策虽然带领各国迅速摆脱战后萧条，但却间接导致了滞胀困境。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成功克服了滞胀，但却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同样道理，中国的4万亿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却导致了今天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未来十年政府将采取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财政政策方面，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到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城镇化投资需求巨大，仅靠财政远远不够，而且可能加剧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政府债务等风险。未来随着政府加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财政也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开渠”总体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发行地方债，同时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堵歪门”，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监管。“引水”即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
中央财政预算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三项占比已从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2014年的19.1%。但和发达国家近50%的水平相比，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惠民生支出也将继续提升。
货币政策方面，必须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当前经济减速属于结构性下行，并非松银根可以解决，而且总量宽松时，资金大概率流向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等资金黑洞；货币政策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成熟，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同时通过定向宽松，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
（本文来自“财经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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